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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医闹法律法规

    文章出处:在线法律顾问 责任编辑:深圳律师在线咨询 发表时间:2019-10-22 阅读量:  次


    最新医闹法律法规
      一、医闹目前在医疗纠纷处理中形成的不良影响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医闹已成为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之一。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其中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暴露出医院安全防范工作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同时也反映出医闹的恶劣社会影响。
     
      医闹是患方在医院就诊过程中,借患者出现意外事件,常采取在医院设灵堂、打砸财物、设置障碍阻挡患者就医,或者殴打医务人员、跟随医务人员,或者在诊室、医师办公室、领导办公室内滞留等等,以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来达到索取不正当的经济赔偿的目的。医闹的产生严重扰乱了医疗执业环境,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程序,加剧了医患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损害了患者、医生、医院三者之间的利益。
     
      事实上,真正因为医院违反操作常规、延误抢救而导致的病人死亡事件只占小部分,大部分患者的死亡是疾病发展的正常结果,或者病情超出了现代医学力所能及的范围,还有不少患者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但一些不理解的病人家属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只要抓住医院一点点的把柄,就有了“闹”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很多时候都会让步,即使经调查,医院完全没有过错,但家属在医院大闹,医院的形象和秩序会受到严重影响。
     
      医疗技术始终处在一个发展、创新的形态下,随着各类新疾病的出现,医务人员需要不停地进行医学探索,但“医闹”现象的出现,使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这样就可能放弃某些方面的探索或创新,一旦遇到风险较大的手术,他们就会一推了之,而患者也就失去了康复的一线希望。
     
      二、目前国家对医闹行为的法律禁止性规定
     
      目前我国尚未颁布专门规制医闹行为的法律法规。医闹的处罚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且上述法律仅在医闹的行为造成严重的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才会对医闹进行处罚。医闹殴打医务人员没有达成轻微伤以上的伤残后果,上述法律是无法处罚的,而多数医闹在下打小闹后常常造成触犯刑法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医闹造成严重后果后的事后处罚,不能从事前进行规制患方的行为。近年来,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全国连续出现多起恶性医闹事件造成多名医务人员伤亡的后果后,国家对医闹的危害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并出台了一些事前预防和规制医闹事件的文件。
     
      卫生部、公安部于2012年5月1日联合发布了首个严打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犯罪,保护医疗机构正常秩序,保证各项诊疗工作有序进行的部门规定《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该通告对患方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等严重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明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该通告颁布一年多以来,对医闹事件的约束作用收效甚微,各地医院仍不断出现医闹事件,甚至出现医闹故意伤害、杀害医务人员事件。
     
      为加强医疗机构应对恶性医闹事件,保护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2013年10月1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和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医疗机构保安员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这一规定的出台表明国家对医闹事件的认识从患方维权的无奈之举上升到了认为医闹是扰乱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安因素,必须加强医疗机构的自我保护意识。
     
      三、在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医闹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患者法律意识逐渐加强,对自我的关注度空前增加,这使得患方对医方的某些细微问题无限放大,出现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社会舆论将患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进行无原则放大,目前倡导的“和谐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医闹的借口。医方不赔钱就是不和谐,赔少了就是无诚意,导致医闹的频繁出现。影响医患关系的因素,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有与医疗行业密切相关的因素,既有医方的原因,也有患方的原因。
     
      (一)社会原因——医闹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冲突,根结在于我国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深入,不彻底,卫生法制不健全。医疗纠纷的医学专业问题的认定前置制度没有建立和医疗纠纷模糊化处理是医闹盛行的重要社会原因。
     
      1、根本原因是医疗纠纷中医学专业问题的认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法规在规定医疗纠纷的处理途径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是医患协商解决、其次是医疗行政部门调解、再次是诉讼解决。法律规定协商排在所有途径之首的出发点在于减少医患双方的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但法律的规定忽视了医学的科学性、探索性,导致绝大多数医疗纠纷中患方在没有明确医学专业问题的情况要求医方承担巨额的赔偿金。卫生行政部门和人民调解机构一味的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不重视医学专业问题的认定,调解成了就事论事讨价还价的交易,调解的结果是医患双方都觉得不平衡,患方觉得赔偿金额太低,医方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根本不应该赔偿。在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和人民调解机构主持的医闹中,患者的损害后果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所不问,直接奔着巨额的赔偿金而去,根本不与医方对医学专业问题进行认定。患方和中间调解机构普遍认为协商、调解就没必要弄清造成患者损害的原因,鉴定是在诉讼阶段进行,但患方在不鉴定的情况下又要向医方索要巨额赔偿,这种巨大的利益差距导致了医患双方矛盾激化,医闹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2、某些医患医患双方一致的模糊化的调解案例带给社会错误信息。
     
      在一定区域内,某些医疗纠纷协商解决的金额往往成为其他患者比照的错误信息。某些纠纷医方迫于政府部门对医闹的政治压力,顾虑到医闹对医疗机构的声誉的损害等因素不得不在较高的金额对患者进行赔偿,但这并不是纠纷正常的赔偿金额。这些模糊化的调解案例带给社会错误信息,患方对比着这些错误的调解案例要求医方对其进行不切合实际的赔偿,一旦不能满足其要求,患方就认为医方不赔钱就是不和谐,赔少了就是无诚意,导致医闹的频繁出现。
     
      3、社会舆论无原则的强化患方的弱势地位,对医方进行负面宣传,导致医方不得不对医闹就范。
     
      有的媒体为了经济效益,不进行调查核实,单方面听取患方的陈述,发布一些不实的报道,使不明真相的群众成了患方舆论支持者,社会舆论一边倒的倾向于患方。更有甚者不实报道经媒体竟相炒作,推波助澜后,使原本并不严重的一场医疗纠纷上升成为发现群众对医疗机构不满的舆论暴动,使得医方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对医闹就范,出钱息事宁人。
     
      (二)医方的原因
     
      1、医方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不规范医患矛盾加剧
     
      著名医院管理学专家王健康表示,“医闹事件就原因来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医疗纠纷本身没有处理好导致的医疗纠纷的升级,出现了对医护人员的伤害;二是此次公安部明确的寻衅滋事、摆放灵堂等七大类行为,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一个地区的医闹事件盛行的重要因素正在于长期累积的各个医疗机构不规范的处理医疗纠纷而形成的。
     
      目前,部分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医疗机构在限定金额内可对医疗纠纷进行私了,医疗机构无权私自处理超过限定金额要求的医疗纠纷。而这一规定的执行效力并不高,在各地医闹盛行的情况下,政府要求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各地医院不得不为了“和谐”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对超过限额的高额赔偿进行“私了”。
     
      在出现医疗纠纷后,医方在患方要求封存病历时常常匆匆的打印病历、签字、取检验报告再病历归档,常常要患方等上一两个小时都拿不出完整的病历进行封存,导致患方认为医方在此期间进行了病历的“篡改”,导致患者对医方的行为产生怀疑。患方认为病历被篡改,就不可能鉴定出医方的过错,因此患方拒绝鉴定,坚持要求医方就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进而通过医闹达到索赔的目的。某些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对患者态度过于生硬,对患方采取拖延战术等行为均是导致患方进行医闹的因素。
     
      2、医患沟通不畅
     
      医闹现象愈演愈烈,还有一个原因是医患之间缺乏沟通和信任。医患冲突大部分原因不在与医疗技术上的争议(患方并不明白医生采取某种医疗措施的目的),而在于医患沟通不畅,按照中国传统的医疗思维,医生的最重要责任就是治好病,治病的过程在所不问。同时,从古自今医学都是一门高深而又神秘的学科,对“神医”的要求是药到病除,患者很少关注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规范、告知是否充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医疗机构更是很少关注患方的知情同意权,是否治疗的权利在医方,如何治疗的权利在医方,责任的承担均在患方。过去的“手术同意书”“病危通知书”与“生死状”没有差别,签了生死状,医方就敢放开手脚去治疗,治疗的结果均由患方承担。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医务人员注重于医疗技术的提升,而忽视了医患沟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加强,患者不仅关注医生的医疗技术,更关注于医生对患者权利的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的保护不再是简单的诊断结果、《手术同意书》、《病危通知书》就能满足患者的要求,患者对知情同意权的要求进入了更加细微的医学领域:详细病情的知情权、具体治疗的选择权,不利后果的预先告知等成了时下告知的重点,而诸如《手术同意书》《病危通知书》等也不再是医生的保护伞患者的“生死状”了,即使患方签署了前述医疗文书,医方仍然不能免责。当下患方对医患沟通的要求已进入了“显微镜”状态的告知,无论巨细,只要有可能涉及的风险均需向患者告知。医患沟通也不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医务人员多次耐性细致的进行。
     
      有医院管理人员认为,医生和患者往往就差了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一句解释,可能是一句安慰,也可能是一句道歉……然而目前有很多医生还是太自我了,他们觉得医学很复杂,治病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很难也没必要向患者解释得太清楚。正是由于这种医患信息间的不对称,再加上医生高高在上的态度,让病人对医生产生了不信任感。
     
      一项调查显示,患者对与医务人员的关系表示信任的比例为43.8%,而医务人员认为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比例仅为25.96%。医患之间相互信任的比例的差异显示: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表现出比患者群体更多的恐慌和担忧。而这种恐慌和担忧势必会影响到他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这使得医患关系进入了患方不信任医务人员——医务人员为防止出现医疗纠纷而担忧——进而医务人员对待患者的态度出现防御性的生硬的态度、处理问题时变得十分保守、不愿与患者沟通——这又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矛盾关系——导致患方更加不信任医务人员。另一方面,部分医院虚假医疗广告、乱收费以及部分医务人员存在的红包、回扣等一些不足,造成了患者对医务人员信任度的缺失。
     
      (三)患方原因——医闹是其解决医疗纠纷成本最低、效果最好、速度最快的解决方式。
     
      1、患方在处理医疗纠纷弱势地位的成因。
     
      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发现医方的医疗过错;二是患者面对的常常不是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实力比自己强很多的医院,在心理上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三是、在患者眼中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卫生行政部门等,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当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医闹。
     
      对患方来说,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依然处于弱势地位:1、鉴定、诉讼需交高额的鉴定费、诉讼费、律师费,在患方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让患方支付高额的费用患方无法承担。2、鉴定、诉讼往往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这对患方来说如同一个迟到的正义,很多患者在诉讼过程中往往病情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再次就医,而患方已无资金继续治疗,甚至有的患者在诉讼中已经去世了,这对患方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心里折磨。因此,在多数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均希望通过调解结束长期的等待,而使自己的生活归于平静。
     
      2、患方缺乏基本医疗知识,无法在医学专业与医方进行沟通,也无法对医疗行为进行理解,实际上是一种信任危机。
     
      患方掌握的医学知识欠缺,导致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中对医疗知识掌握的信息不对等。患方无法在医学专业与医方进行沟通,也无法对医疗行为进行理解,导致患方在与医方交流时心理上存在抵触情绪,往往认为医方在用其掌握的医学知识推卸责任,这实际是患方对医方产生的信任危机。
     
      医患之间在医学专业上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信任,相互猜疑,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又惴惴不安地离去,生怕留下什么把柄。患方以摄像或录音的形式保留证据已不在少数,整个医疗过程成了患方取证的过程。患方对医生的医嘱产生怀疑,甚至拒不执行。医方为求自保,不得不采取防御性医疗。如惧怕漏诊进行拉网式化验或检查;回避有风险的手术或片面夸大手术风险;没有必要的会诊或转诊;推委重症病人等。防御性医疗的出发点是医方为减少或避免纠纷,实际反映的是医患双方信任度下降的不良社会关系。
     
      3、患方欠缺法律素养,无法在司法途径中获得与医闹相同的预期。
     
      患方掌握的法学知识同样欠缺,导致患方只能按照朴素的法学观点认为患者在医院里出现损害,医院就应承担责任,理所当然的应当赔偿。患方忽略了(甚至并不知道)医疗侵权的三要件:患者存在损害后果,医方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医疗过错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只能对医疗过程进行简单的描述,只能陈述患者的损害后果,对于医方具体的医疗过错并不十分清楚。同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医院工作制度与人员岗位职责》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发生医疗纠纷后,患方仅可复制住院志、医嘱单、护理记录、辅助检查报告单、体温表、手术记录、出院记录等客观病历资料,对于病程记录等主观病历则不能复印,在纠纷未进入鉴定程序、诉讼程序前,患方无法获知医方对患者的完整的诊治经过。这给患方发现医方的医疗过错设置了法律障碍,使得患方在无法获知医方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的情况下对进行鉴定和走司法途径感到希望渺茫。
     
      人类对于未知的事物存在着无知的恐惧。医疗纠纷也是如此,患方对医学知识与法学知识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去做前途未卜的鉴定、诉讼,这增加了患者的抵触情绪。从谈判学的角度看,鉴定、诉讼都是将自己的事情交由第三方裁定,自己几乎不可能控制最后的结果,而医闹在很大程度上当事人能够控制最后的结果。因此患者最终选择医闹来要挟医院索要高额赔偿。
     
      此外,医患关系紧张与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费用不断上涨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患者和其亲属认为“既然自己出了钱,就希望得到应用的服务。”只要疾病得到了治愈或缓解,即使花了较多的钱,多数病人也是能够承受的。但是,当病人耗费了较大经济资源而未能得到自己期盼的“理想”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就会出现严重不平衡,这种利益冲突就会爆发出来。
     
      综上,医闹的盛行有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有与医疗行业密切相关的因素,既有医方的原因,也有患方的原因。有的患方恶意搜集证据,敲诈医院,有的媒体也不明真相,竟相炒做,推波助澜。多数医疗机构碍于声誉,采取妥协方法,息事宁人,以钱消灾。结果恶性循环,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医患间失去了诚信的道德基础,信用危机充斥医疗服务领域,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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